中国制造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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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时代，需要弄明白：“中国制造”的标签意味着什么？答案是清晰而严酷的：在多数情况下，它意味着初加工、低技术、廉价品、低工资、高能耗、资源型、高污染！
2008年是个转折点。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经济出现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到处都是凯歌,到处都洋溢着乐观的情绪。但是，2008年开始晴转多云。2007年在美国爆发的次级贷款危机，到2008年年中,仍然没有平息的迹象。风起于青萍之末。2007年春天，美国的房地产贷款机构就已经出现了破产危机。到2007年8月，这场房地产贷款的危机突然演变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2008年，次级贷款危机已经变成信贷危机。大家担忧的已经不仅仅是加利福尼亚或佛罗里达州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而是美国经济将出现何种程度的衰退，全球经济是否将进入一个低速增长的时期。
受到次级贷款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高速增长的耀眼光环黯然褪色。全球经济大约需要至少两年的时间才能走出危机的阴影。危机之后能否再次出现强劲增长仍然有待观察，但是，从更为长远的视野来看，我们必须注意到，全球经济中的不平衡和不平等因素在加剧。一些影响全球政治经济走势的趋势逐渐凸显出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企业的成长，必须对未来变动中的力量格局有着深刻的理解。在面对这些新趋势的挑战时，我们需要兼顾政治的约束、经济的逻辑和市场的潜力。
制造业：淘金者能赚到钱吗
有一年的圣诞节刚过，美国人萨拉忽然发现，39件圣诞礼物中，“中国制造”的有25件；而家里的DVD、鞋、袜子、玩具、台灯也统统来自中国。面对此情此景，她不禁自问：如果没有中国产品，美国人还能否活下去？全球化真的已经悄悄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吗？于是萨拉突发奇想，决定从2005年1月1日起，带领全家开始尝试一年不买中国货。
没有“中国制造”的日子有很多烦恼。就像萨拉说的，以前再平常不过的购物在那一年里都变成了一种煎熬。为了给孩子买鞋子，萨拉跑遍了商场，最后只好忍痛订购了一双价格68美元的意大利童鞋。孩子们眼巴巴地看着“鳄鱼医生”、充气游泳池、塑料光剑，掰着手指头盼望这一年早点过去，他们就可以尽情地买中国玩具了。所有这些，都让萨拉一家大伤脑筋。
的确，不仅仅是在美国，在很多其它国家，普通人的生活都离不开“中国制造”。但是，当我们对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话题津津乐道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这固然反映出中国的竞争力在不断提高，但也提醒我们反思，民工正拿着微薄的工资，工厂正朝河流中倾泻着污浊的废水。中国的出口大量依靠加工贸易，一方面进口能源和原材料，一方面出口制造品。中国对能源和原材料需求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世界市场供给的增长速度，而中国对制造品的供给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世界市场需求的增长速度，结果是能源和原材料的进口价格不断提高，而制造品的出口价格却不断降低，中国的贸易条件持续恶化。我们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甚至会比在国内销售的产品更便宜，这样的出口、这样的制造，会给中国带来多少利润，多少福利？因此，我们需要关注的并不是中国制造了多少，而是中国在制造什么。
萨拉的眼睛只盯着“中国制造”的标签，但是，那些“美国制造”的产品里会有“中国制造”的部件，“中国制造”的产品会有“美国制造”的部件，因为国际贸易的格局已经从产品和产品的贸易变成了产品内部的贸易。过去典型的国际贸易是根据要素禀赋，即一个国家在哪些生产要素上有资源优势。中国的劳动力丰富，就会生产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比如鞋子；美国的科技发达、资本丰富，就会生产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产品，比如飞机。中国用8亿双鞋子换美国的一架飞机，说的就是这种贸易格局。然而，产品内部的贸易是说，任何一个产品，任何一个产业，都会把生产环节的链条配置到不同地方，从而得到专业化的收益。比如电脑，芯片会在美国生产，显示器可能在中国台湾生产，鼠标和键盘则在中国广东生产，最后再组装起来。过去的生产是在流水线上，现在的生产则更像孩子们玩的积木，拆开了是一块块，拼起来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产品”。据说，空中客车已经在天津滨海新区筹建一个A320客机的总装线。如果在天津组装出来的飞机出口到国外，这架飞机上是不是也会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呢？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真需要弄明白一个问题：“中国制造”的标签意味着什么？答案是清晰而严酷的：在多数情况下，它意味着初加工、低技术、廉价品、低工资、高能耗、资源型、高污染，或者说意味着什么都不是！尽管中国目前能够利用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不断出口，但是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红利还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呢？未来国际贸易中制造品所占的比重会逐渐减少，新增的主要是服务业，中国在服务业上能有竞争力吗？中国人辛劳一世，但最后却可能会被锁定在“廉价劳动力的陷阱”里面，倒是其它的国家会从中国的增长中获益更多。
当年，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了金矿。前去淘金的人蜂拥而至，但最后发财的人并不多，大部分人为了那个虚幻的淘金梦当了一辈子的苦力。在这场淘金热潮中，真正发财的是那个买牛仔裤给矿工的人！国家间经济增长的故事也几乎一样：当中国怀着淘金的梦想埋头苦干的时候，俄罗斯、澳大利亚、欧佩克国家等资源出口国正在向络绎不绝的顾客卖牛仔裤。
鞋子可能是高科技，但电脑绝对不是。
政府对产业政策一向有着浓厚的兴趣。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一直认为，经济发展的阶段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是有规律可循的。尤其是在20世纪中期，经济学家们曾经非常热衷于讨论产业结构的话题。大致来说，经济学家们相信，产业结构的调整是有章可循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应该逐渐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而当经济进一步发展之后，服务业将成为主导性的部门。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兹(Simon Kuznets)认为：
——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部门的国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均处于不断下降之中。
——工业部门的国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大体上是上升的，但是，工业部门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则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
——服务部门的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基本上都是上升的。然而，它的国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却不一定与劳动力的比重一样同步上升，综合地看，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在1931年曾经提出过“霍夫曼比例”，即消费资料工业的净产值／资本资料工业的净产值。按照霍夫曼的说法，在工业化过程中，消费资料工业所占的比例将越来越小，而资本资料工业的比例将越来越大。这意味着工业化必然要经历重工业的阶段。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的分析更加缜密。他认为经济增长的速度、经济发展的阶段和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随着人均收入增长，产业结构转变过程将经历初级产品生产、工业化和发达经济三个阶段，工业化又分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
遗憾的是，这些理论并没有坚实的逻辑基础，无非是对过去的概括和对未来的猜测。在这之后，经济学家便逐渐失去了对产业结构的兴趣。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继承了经济学家的衣钵，他们的故事讲得比经济学家更绘声绘色。
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贝尔谈到：“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是本书的主题，它是有关西方社会结构变化的一种社会预测”。他认为，以技术为中轴，可以将社会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种形态。在他看来，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是当今世界上并存的三种社会形态。前工业社会主要分布在亚、非、拉等国，这些国家基本上依赖第一类经济部门：农业、矿业、渔业和林业。这些经济部门完全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它们的生产率低，并且由于原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波动而使其收益大幅度摇摆。工业社会主要分布在西欧、北欧、日本和前苏联，其劳动力的大部分从事工业或产品制造业。美国将是第一个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国家。“广泛地说，如果工业社会以机器技术为基础，后工业社会是由知识技术形成的。如果资本与劳动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那么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
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贝尔指出，后工业社会的特征包括：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经济；从职业分布来看，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从社会治理来看，理论知识以及理论知识的代表者，如大学和学者变得更加重要，他们成为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从发展的方向来看，技术的竞争至关重要，政策需要鼓励创造新的“智能技术”。
但是，在平坦的世界里，产业的边界正在模糊。产业的形态和我们传统的印象往往大相径庭。农业在我们的想象中是落后的，小规模的，但是，我的朋友周立教授游历美国之后却发现，美国的农业早已被少数几个集团公司控制，它们牢牢地占据了从生物基因到超市货架的整个食品体系！工业在我们的印象中是大工厂式的，但处于竞争前沿的跨国公司都正在放弃过去那种科层制的体系，改用更为灵活的生产组织方式，于是，宝马不再生产汽车，波音也不在组装飞机，耐克卖的鞋子没有一只是它自己生产的。传统的产业概念已经不再适用。传统的产业政策也可能出现误导。
已故的商务部前任部长吕福源同志曾经到广东视察。一位企业家向部长汇报的时候说，他原来是做鞋子的，现在生产电子产品。部长非常高兴地说：“你很了不起嘛，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技术密集型产业”。企业家嘿嘿一笑，说：“部长，我原来做的是鞋子的模具，倒是还可以算得上有点科技含量，现在做电子产品，找一些打工妹组装，是地道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
这个故事反映出来中国对外贸易正在发生的静悄悄的变化。过去的贸易是典型的产业间的贸易。中国生产鞋子，美国生产飞机。生产鞋子的国家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所以就集中生产和出口鞋子这种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生产飞机的国家有高科技，所以就集中生产和出口飞机这种科技密集型的产品。按照比较优势理论，这两个参加国际贸易的国家都能够获得利益。不过，这样的国际分工很容易会让生产鞋子的国家感觉郁闷。正如前任商务部部长薄熙来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中国出口8亿双鞋子才能换一架飞机。
值得庆幸的是，国际贸易的格局正在变化。现在的国际贸易更多的是产业内的贸易。任何一个行业，鞋子也好，飞机也好，都可能会被拆分为许多不同的生产环节，这些生产环节又可能被分配到不同的国家。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空中客车A320已经在天津投资建一条总装线。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很多工作流软件，这样就使得生产环节可以被拆分出来，分配给世界各地的不同的人们去做，最后又可以非常方便地将之组装起来。一个大家已经熟知的例子是笔记本电脑的生产。芯片可以在美国生产，主板可以在台湾生产，键盘有可能是在越南生产，显示器或许是在马来西亚，但是最后会在苏州或是福建组装。一件产品在进入市场之前，就已经周游世界了一圈。
我们过去讲外资到中国，都认为国外资本图的是中国的劳动力便宜。但是这已经是一种过时的看法。中国的剩余劳动力有可能已经出现了从供给过剩到供给不足的拐点，劳动力的成本以后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中国的土地价格也可能会上涨。随着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企业成本也会提高，那么，外资会不会舍弃中国，另寻新欢呢？很难，因为对外资企业来说，投资中国的最大优势是，在沿海一带已经形成了高度成熟和复杂的生产网络。一家较大的外资企业旁边，会有数十家、上百家甚至上千家供货商为它提供零部件。如果外资撤走，它很难一夜之间带走所有的供货商。
如果外资不会大规模撤出中国，那么中国的对外出口仍然会非常强劲。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贸易顺差不可能急剧减少。中国现在参与产业内贸易的形式表现为加工贸易，即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然后在国内加工、组装。既然是加工贸易，出口的价值肯定要大于进口的价值，否则就没有意义了。而且，随着中国国内配套生产能力的提高，进口和出口之间的价差会越来越大。过去我们进口9块钱，组装之后10块钱卖出去，在国内只赚一块钱，但是现在可能是仅仅进口3块钱，组装之后卖10块钱甚至更多，那么这些价差都会转化为贸易顺差。
美国越来越热衷于指责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但是，在产业内贸易的格局下，这种对贸易数据的统计是非常误导的。现在的国际贸易统计只能按照所谓的原产地原则统计出口，很难区分在某一个国家之内真正实现的价值增加。假如说天津组装出来了空中客车A320，那么这也能算做“made in China”吗？事实上，中国对美国大量的贸易顺差，是由在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从事加工贸易之后出口美国形成的，我们曾经大体做过一个估算，如果扣除这一部分“在中国的美国人对在美国的美国人”的贸易顺差，“中国人对美国人”就没有贸易顺差了，甚至可能是贸易逆差。
我们过去划分产品和产业的标准也要改变了。过去的产业政策习惯于划分劳动力密集型或是科技密集型产业。但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也有高科技的生产环节，高科技的产业也有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我们又该如何去区分呢？还是拿鞋子说事。是的，鞋子确实是典型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但是我们在广东的东莞参观的时候，却发现一家鞋厂还生产带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鞋子！美国的治安环境越来越糟糕，校园暴力层出不穷，所以美国的富人会给他们的孩子定做这样的高科技鞋子，万一孩子被绑架了也好知道到哪里去了。这样的鞋子价格比笔记本电脑还高。你说它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还是科技密集型产品？电脑常常被视为高科技产品，但是在中国，生产电脑的企业所做的事情往往只是把不同的零部件组装起来，你说它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还是科技密集型产品？生产芯片的企业肯定是高科技企业，但是最后要生产电脑的企业，往往是专门做最后一个环节的组装和装配。所以，鞋子有可能是高科技，但电脑绝对不是高科技。
世界工厂与“百团大战”
在展望中国的未来之前，首先要对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经验进行总结。中国在过去30年内年均增长几乎达到10%，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上亿人民摆脱了贫困的陷阱，中国经济、社会的面貌焕然一新。为什么中国能够成功？
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农村改革，对全球市场的依赖并不大，但是，到8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和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越来越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能得到持续飞速的增长，是与世界市场所提供的大量机会分不开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说的“制造业离岸生产”现象，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就在中国。
统计表明，中国出口占GDP的百分比从20世纪60年代的近于零上升到2003年的30%，这一增长速度比世界上其它国家要大得多。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之一，其商品的出口已经占到全球贸易总流量的6%。
日本和韩国在其高速发展的阶段并没有被称为“世界工厂”，唯独中国获得了这样的“殊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在日本和韩国实现经济起飞的时候，主要是在少数产业集中突破，比如钢铁、汽车、电子等。这需要政府实行产业倾斜政策。日本在经济起飞阶段，通过通商产业省(MITI)对包括家电、照相机、摩托车、煤炭、核能和计算机等行业进行了扶植，如税收优惠、政府补贴、低息的政策性金融、控制新企业准入、实行贸易保护政策、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等。中国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体现在对大多数产业的制造环节的大规模的全面突破。这是一次中国本土企业上演的“百团大战”。从服装、鞋子，到家电、手机、计算机，甚至是航天、卫星，中国的企业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异军突起。环顾宇内，中国是惟一一个既和美国竞争，又和非洲竞争的国家。
曾任长江商学院教授的曾鸣在《龙行天下》一书中写到：
“中国企业靠大规模制造进入了全球经济，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全球经济模块化的发展，许多新的空间产生，凭借低成本优势拿下低端产品市场的中国玩家，虽然高端市场仍够不着，但可以通过大规模定制的方式去占领很多中端产品市场，这是未来十年最大的机会。如果没有意外，下一个十年，未来的IBM、未来的索尼、未来的通用汽车一批世界级的企业将在中国诞生。”
穷人的创新
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何以能够在很短的时期迅速崛起？外部和内部的因素都非常重要。从外部的因素来看，随着IT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统一的世界竞争平台的形成，很多行业的模仿壁垒和垄断利润都在快速下降。在这种新的竞争环境下，成本优势成为任何企业参与竞争的必要条件。以最低的成本生产最新的产品、寻找到最优性价比的企业将成为赢家。
这恰恰是中国的优势。中国的企业家习惯把自己的战略称为“游击战”，“农村包围城市”。在面对实力远远超过自己的跨国公司的时候，中国的企业不是正面直撄其锋，而是迅速地学习新的技术，并努力将其与中国市场的需求结合起来。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中国的消费者是全世界穷人的代言人，他们处于金字塔的底端。
曾鸣教授谈到：“在中国这样的市场上，消费者最关注的就是价格，产品的性能和质量并非胜出竞争的最重要因素。这是跨国公司完全不熟悉的市场，它们无法习惯在这样的氛围内生存，中国企业却如鱼得水，它们与这个人群的基因相同，知道需求在哪里。残酷的价格战迫使中国企业把有限的资源优势发挥到极致，把成本做到了别人想象不到的程度。”
从价格战中存活下来的企业开始从容地向海外市场扩张。它们是不按牌理出牌的选手，它们的出现改变了全球经济的竞赛规则。全世界的消费者被“中国制造”宠坏了，他们将性价比的重要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些习惯于领跑，习惯于没有竞争对手的跨国公司，突然发现中国企业的身影就在他们的后面，这些后来居上的对手咄咄逼人，而且充满了赶超的激情。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说的：“我终于理解了9%的经济增长率意味看什么—— 一个从不停止运转的经济，工作昼夜不停的轮班倒以弥补失去的时间。对中国而言，需要弥补的时间是550年。”
曾鸣和威廉姆斯将中国企业的创新称为“穷人的创新”，因为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廉价的劳动力，而成功的中国企业，必须创造性地把这种优势转化为自己的竞争力。他们总结了三种“穷人的创新”。
第一种是整合创新。整合创新的精髓是：“综合就是创新”。和欧美的跨国公司相比，中国企业缺乏原创性的、高端的技术创新，但是，它们有着超强的学习和模仿能力，通过“反向工程”、通过引进国外的设备或人才、通过自主研发，它们的技术水平在迅速提高，并逐渐跨越了很多产业的进入壁垒。一旦能够进入这些行业，中国的企业就会发挥劳动力廉价的优势，发挥大规模生产的优势，将价格水平大幅度降低，把过去针对小范围客户的利基市场变成规模巨大的主流市场。
比如酒柜过去在美国是一个很小的细分市场。产量很少，主要是对葡萄酒的温度要求很高的用户使用。海尔发现了这个市场，便开发研制了一款时尚美观的酒柜，而且价格比原有的产品低一半。海尔和沃尔玛合作，开始在全美国大量地销售，卖得非常好，一度占领了80%、90%的市场份额。直到后来美国的企业开始拷贝，这个市场份额才跌到50%多。
“爱国者”移动存储产品也是善于先于消费者发现需求并创造出“酷”产品的典范之一。比如其推出的“优时”MP3手表，既是手表，又是U盘，还可以播放MP3、录音等。在国际会议上，每次当我摘下手表，把手表插进电脑的USB接口，拷贝我的ppt文件时，总是会让周围的外国人大吃一惊，然后羡慕不已。
曾鸣和威廉姆斯谈到：“整合创新战略对后台管理要求很高，要看整个体系能否系统化、反复化、规模化。这是整合创新能否落实的关键。”
第二种是流程创新。聪明的中国企业利用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对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的生产流程也进行了调整，增加人力的使用，减少对机器设备的投资。
这样做首先的好处是降低成本。同样是生产锂电池，日本企业生产10万只锂电池的生产线，需要雇佣200多名工人，投资1亿美元购置设备，但中国的比亚迪则雇佣了2000多名工人，但只花费5000万元人民币进行设备投资，分摊下来，日本企业的成本是5-6元，而中国企业的成本则只有1元钱。
另外一个好处是，这种半自动、半人工的生产流程在柔性化生产上有巨大的优势，从而既能满足客户个性化的要求，又能做到大规模生产的低成本。日系的电池厂使用完全标准化的生产流程，上一个新品种可能需要几周，但是比亚迪把人调一调，加一两个小流程，几天的时间就可能上一个新品种。
随着世界变得平坦，越来越多的生产变得模块化，标准化，中国企业的战略创新恰恰顺应了这一趋势。那些半自动化的机械制造行业最适宜进行这种创新。在越越来越多的行业都能看到这种趋势，比如LED的封装、风能设备的组装等。中国的半自动化是“小米加步枪”，即以廉价的人工和自动化控制结合起来，核心环节用自动化控制，其它环节用人工。较量的结果是，国外的全自动往往很难和中国的半自动化比拼。
三是颠覆性创新。毛主席说：“一穷二白，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孔子也曾经说过：“绘事后素”。用经济学的术语讲，中国企业具有特有的“后发优势”，由于没有过去的积累，自然也没有历史的负担，所以在选择发展道路的时候可以异军突起，实现“蛙跳优势”。
华为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华为最强的一个技术是光纤技术，它是世界上最早用光纤的企业之一。由于跨国公司已经占据了中国的城市市场，华为在开发出来程控交换机之后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农村地形复杂，传统的技术难以覆盖广大的地域，所以华为只得采用了当时并未成熟的光传输技术，形成了一套非常适合中国农村的解决方案。同样，华为在推动R4软交换技术的时候，同样是在进行对传统技术的颠覆。西门子、爱立信这些公司在考虑从2G升级到3G的时候，首先考虑的都是如何更好地利用自己已经有的产品，锁定自己已经有的客户，这反而使得他们更加畏首畏尾。华为在2G时代没有市场份额，因此在前进的时候就可以轻装上阵，而且在使用新技术方面更加肆无忌惮。它在全球第一个实现了软交换的3G项目，并打入中东、欧洲等很多市场。这种战略的关键就是一开始就赌最先进的技术，利用技术发展中出现跳跃的机会，一步到位，后来居上。
后进者超过原来的领头人，总要有超常规的策略。技术的演进是跳跃式的，新产品总是要替代旧产品。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称之为“创造性的毁灭”，没有毁灭，就没有创造。随着技术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用新的技术毁灭旧的技术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
中国企业的这种“穷人的创新”是否有其局限性呢？如果一个行业难以被拆分成模块化，而是必须依靠一个完整的系统，中国企业的模仿和创新就难以奏效。以化妆品市场为例，决定竞争力高下的不仅仅是成本，也不在于技术，而是一个复杂和严密的体系，从原料的采购，到产品的开发设计，到精心设计的促销和品牌推广，一环扣一环。中国的企业尽管可以在个别环节突破，比如对某个概念进行炒作，或是大面积推广营销渠道，但是最后总是输在整体系统的竞争力方面，这就是为什么宝洁、联合利华、欧莱雅等跨国品牌在中国一直岿然不动的原因。沃尔玛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的企业难以在各个复杂的环节，如供应商管理、物流、货架空间管理、展示、推销和销售人员的培训等各个环节全面突破。中国的金融机构难以发展起来，同样受到这种因素的影响，银行的竞争力不仅仅体现在硬件或产品，而是体现在公司治理、信用体系、公司文化等多个方面，很多成功的秘诀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隐藏知识”。在这些行业，中国企业的劣势就比较明显。